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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個人的十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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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個人的十年: 一個老紅衛兵的自白

    ◎一九六六年  二十歲  男  s市某師範大學學生
    ⊙「文革」初期的反動學生——《十六條》公佈那夜起義了——八.三一見到毛主席——北京作家協會批鬥田漢——大串聯——擁軍派搶劫彈藥庫——工宣隊一人手托一個芒果進校——修教路線的典型——看了《紅都女皇》後完全消沉下來——「我做紅衛兵並不後悔」
    ※※※
    來時候,幾個當年老紅衛兵說,你去把咱悶在心裡的話衝他說說吧!我找你不是懺悔來的。我感覺直到今天對我們也是不公平。你要敢寫,我就敢說。當然,按你要求,我還要從自己的經歷講起。經歷本身就是一切。這麼說行嗎?
    我這個人我說的可能前後不銜接啊,我先簡單把「文革」前一兩年的情況說一說,因為這是基礎。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畢業生,那陣我考學的目標就是南大。我比較喜歡古典文學。可當時到處都在宣傳侯雋、邢燕子、董加耕的事跡,處在「文革」前高潮的預演,上山下鄉的不是叫先鋒嗎。我這個人歷來就聽黨的話是吧,因為我從上小學一直受著正統的聽黨的話的教育。我出身挺好,父親是個拉三輪的工人,我的母親是在農民家庭長大的,我的二姐還是由政府給找回來的呢。解放以前我這姐姐就賣給這裡十大資本家劉襄九他們家,賣去之後我媽媽就去給他們當奶母啊。
    要講這個還是一段故事啦,這個題外話啦就先不說啦。政府經過周折把我二姐找回來了,我對黨的感情就是很樸素呵,共產黨說什麼是什麼。可是,中間有個岔頭我記得特別清楚:在一九五四年的時候哇,我當時上小學二年級,有一個女老師對我特別好。到了一九五七年了,她突然間就成了右派。當時我很小,但挺納悶兒,女老師挺好的嗎,怎麼成了右派了呢?從那陣子後我就隱隱地感到領導非常厲害,不能得罪他們,同時呢,也不應該得罪他們,他們就是黨呵。後來我偷偷地去看我們那個右派老師,她已經瘋啦。她姓嚴,教語文的老師。我記得當時那女老師還穿著旗袍,留著短髮,就像電影裡「五.四」時候那樣子。我到她家,她抱著我就哭,她說她真想喊,現在看起來呢,她當時成為右派無非就是直言不諱地提了些問題,可是從那以後我的思想很矛盾。在我的心靈裡埋下了兩個根子,一個是上級領導了不得;另一個根子呢,就是,不能反對黨,黨是永遠正確的,黨是不可能出現錯誤的。後來上中學,就是一直聽黨的話,黨讓幹什麼就幹什麼,一直到了一九七○年大學「畢業」分配。歷年來我在分配的志願書上,從來都不填什麼志願,就是堅決服從黨的分配。可是現在想起來就是誰聽了話誰倒活該倒霉,那些不聽話的現在鬧的還挺好……現在把話再接上一九六四年。
    一九六四年到春天、夏天之後,我突然間決定不考大學,上山下鄉。家裡當然反對嘍。還有個語文老師也不樂意。但她也得支持我呀。那個時候誰敢說不讓上山下鄉啊!那時形勢還不能不表態呀!不表態不就是反對麼!不樂意還得說樂意,特別贊成。我就到寶坻縣去了。一共去了七十一個人,那真正就是革命去的。在八一禮堂開的歡送會,市長歡送。到寶坻縣了,那兒正發大水,都是老百姓把我們背過去的。一去,一進村一看根本跟想像的那個農村不是一個樣。不過去了還是很高興的。第一個月,第二個月,頭兩個月幹活,還有那種虔誠的革命勁頭鼓舞著,幹來幹去覺得枯燥了。最嚴重的就是吃不飽。因為下去之後給四十五斤糧食,十幾歲的青年啊,四十五斤糧食而且是任何副食沒有,光是棒子和麥子。後來麥子沒有了,就是棒子。等到了冬天的時候連棒子都不夠了,就把花生皮子推了摻著吃。說老實話,這點兒受不了。所以當我看了張賢亮那個《綠化樹》,講的挨餓那段情況,我覺得人真是一餓急了就什麼辦法都沒有啦。這個還沒有動搖我上山下鄉的紅心啦,糟糕的就是後來開始的四清。唉呀,我記得在一次下雨剛從地裡收了高粱回來……在寶坻縣收高粱,怎麼收啊,就是從水裡撈高粱。它這兩邊地呀,是溝,人下地的時候得從溝裡走,那麼深,高粱從水裡冒出來二尺來高。怎麼收呢,兩個人拴根繩子,中間弄個桿,叫拉桿。一走,一拉,正好把高粱壓下去了,手裡拿個鐵片呢,叫把鐮,卡下來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。我們這些不會幹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,很難走哇。高粱砍完都是一個茬一個茬的,就有點像越南佈的那個竹雷陣什麼的,根本就不能踩。苦哇,累呀。一天我到村裡一個小學校去找一個老師借點書看看,一推門,唉呀,幾個幹部正在屋裡喝酒,這是在一九六四年,那時正在看《奪印》嘛,就這時候。當時思想很簡單,階級鬥爭都是圖片式的。其實現在想起來又算什麼,那些幹部也挺累的,喝點酒唄。炒三兩個雞蛋,中間有個茶缸子,倒點白薯乾酒,七八個人來回這麼一輪,叫把拼鍋,拼盤的拼麼,就這個意思。可是當時一看他們幹部背著農民喝酒這個勁頭,馬上意識到這是壞事,下地時不由自主地說出來了。可沒想到整個那村裡就兩姓,一是書記的姓,全姓孫;一是副書記的姓,全姓姜,都有家族關係,沒幾天很快傳出來了……這天收高粱回來,那個書記就站在街上罵街,當天晚上連團支書,再加上婦女主任等等一塊歷數我的罪狀。這其中一個罪狀就是說,你為什麼不服從分配?幹活的時候你為什麼老搶著重活幹?重活你幹的了嗎?出了事你負得了責任嗎?這類的話,這一下我就在村裡待不住啦。這時候呢,四清工作隊就進村啦,我一下子就跟四清工作隊站在一邊啦。但是當時那個四清工作隊叫「粗四清」,也叫「粗線條四清」,搞了兩個月抬屁股就走啦。他們一走我可倒霉啦,唉呀,那簡直就受不了啦,書記叫我去拔麥子。寶坻縣那陣不講割麥子。他們為了把麥地弄乾淨了,再種第二茬莊稼時省事,拿手拔。這是懲罰呀,咱們根本就拔不了哇,連夜地拔呀,我就動搖了。
    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天,國務院對各專署哇有一個通知,特別招收歷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上大學。公社找我說,保送我去,我說保送還考不考哇,公社說就考考語文和政治,我說我太願意走啦。後來我走的時候,村裡給我做的鑒定居然非常好。在「文革」當中我們搜黑材料哇,在學校裡頭搜出來這個鑒定,上邊寫著我階級感情深厚呀,吃苦耐勞呀,講的非常好,我太出乎意料啦。為什麼?是村裡那幫人用這法兒趕我走。現在想起來,大概我這人還有命上大學。因為一九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話就永遠不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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