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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個人的十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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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個人的十年: 復仇主義者

    ◎一九六六年  二十五歲  男  t市某廠生產股幹部
    ⊙一九六三年進廠管生產得罪一幫人——做夢也想不到寫錯毛主席語錄成了現行反革命——「文革」時各人有各人目的——拿剪子鉸小便——新娶的媳婦憋死了——整人的人個個高昇——發誓學法律
    ※※※
    我當下在「國家律師中心」學法律,業餘的,晚上去聽法律課。您可別以為我想改行幹法律,不是!我可以把心裡的話掏給您,我學法律就是想報復。為嘛說要報復?您聽吧!
    我是一九六三年打機械工業技校畢業。出學校門就進了這家工廠大門。分到生產股當幹部,管生產。當時生產股連我只有三個。一個股長,常開會,一個統計員,再一個就是我。咱不笨,大小算個能人,不是跟您吹,現在要幹也還能著呢。到了生產股,沒多久,模具呀、工具呀、生產計劃呀、質量檢查呀,一句話說白了,凡是廠長不管的,咱都管。剛打學校出來的人,不會耍滑,幹事認死鉚,用現在話講就是「不識路子」。比方有人來找我批條子領工具,我說你不前兩天剛領了嗎,不批。這就得罪了人。為這些事沒少得罪人。不過咱傻,表面楞沒看出來,這就種上了禍根。
    「文革」一起來,這一幫子恨我的人,就找我碴兒。可是咱平常兢兢業業,任嘛毛病也沒有,他們也沒把柄。可做夢也沒想到叫他們真逮住了,這誰也不怨,就怨我自己。寫大字報寫上邊的「毛主席語錄」時把話寫反了,「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」那句,叫我寫成「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反對。」這條語錄那時是常寫的,怎麼寫錯了呢,也興是這話太繞乎了,也興是活該倒霉了。這不要命嗎!白紙黑字跑也跑不了!您也是打「文革」過來的人,您明白,就這一條——反毛澤東思想,就是現行反革命。現行反革命在所有反動罪行中又是最厲害的。右派呀、特務呀、叛徒呀、資本家呀,都是死老虎,現行反革命是活老虎,最有搞頭。照當時的話說,我真是把自己送上斷頭台了。那會兒我有心想宰了自己。
    馬上我就給揪出來,大會小會鬥,天天挨揍。打我那幫人都是本廠一幫平時刁鑽耍滑的工人,五大三粗的漢子。我那時雖然才二十五歲,也經不住那種打。我又沒練過,身上沒一塊經打的肉。他們說打死你也是白打呀,外邊打死那麼多人都沒人管。別看這些人平時在廠裡不幹活,這會兒反有活幹了,隨便打人。白天不打,專門夜裡打,還不打臉,怕被人看見,專打身上。白天不給吃飽,不給水喝。您知道幾天不吃東西還頂得住,不喝水夠嗆。也不叫我上廁所,逼得我只能拿紙捲個筒尿尿,往牆角倒。他們在牛棚外邊看著我活受罪,取樂。他們還琢磨出一種打人的絕活,叫我們被關在牛棚裡的幾個人互相打耳刮,誰不使勁,他們就打誰。結果我們互相打得死去活來,我們挨打,他們不費半點勁,看著我們互相揍得鼻青臉腫,真把他們美死了。一天他們上了狂勁,非要拿剪子鉸我小便。我當然不能叫他們鉸去。鉸去就完了,我還沒娶媳婦呢;再說沒小便,不就成女的了嗎?我就狠命捂著褲襠,死命掙,剪子尖扎得手都是窟窿,他們見了血才消點勁,死掙活掙算把小便保住了。耳朵可給他們拿老虎鉗子擰得不像樣,您看我這耳朵,您看,成爛餃子皮兒啦。我耳朵這樣就是那時落下來的。還有那些以軍宣隊名義進廠的,實際上也是隨便打人來的,拿出部隊格鬥那套,打得我實在受不了,一天我找個機會鑽到保健站偷了幾十片安眠藥喝了,不知我命大還是罪沒受夠,又被救過來。這叫「畏罪自殺」,罪上加罪,加倍挨打。當時最難受的刑罰是晚上不讓睡覺,站著,還得彎腰低頭,兩條胳膊向後翹著,這麼著,飛機式,哪兒一動就打哪兒。以後我還喝過敵敵畏,逃跑,都沒成功。每一次都招來更凶的整治。身體也是打那時候垮下來的。我要告您這些,是因為我這口氣到今天也沒處出,這些人實在太殘忍了。
    我先前跟他們有的人有點小過節,上邊說過了。可有的並沒有直接打過交道。為嘛他們整我那麼狠法?其實各人有各人的想法。當初我父親和我二姨住一塊,不和。一天父親在家裡拉閒話說在外邊說話得注意點,別亂說,省得招事。二姨就寫封匿名信,告我父親誣蔑社會主義言論沒自由。結果我父親就被下放了。「文革」時又遣送到老家湖南。我去看過我父親一次,胸口縫著「反革命」三個字在村裡幹活,也是自殺好幾回都沒成,甭提多慘了。您要看見他那樣保管也得把臉扭過去。那時的禍,真不知打哪兒飛來的。「禍從天降」這句老話我算知道了。打我這些人有的是臨時工,想藉著「革命」鬧一通轉正;有的在車間幹活,為的是不再當工人,到科室裡當幹部。沒有個人的目的,就這麼幹法,我才不信呢!「文化大革命」不過給大夥一個機會,各奔各的目的掙罷了。一幫人往上掙,就得有一幫人墊背。我算其中一個墊背的,該著,命!
    對了,他們整我,還有一個背景,就是當時那個革委會主任想拉起一幫支持他的人。我管生產算有實權的,他們想把我弄下去,叫他的人掌權。說我反革命,說我歪曲語錄不過是個借口。幹掉一撥人就能換一個班子。好多單位都是這樣,人一換,結成死黨,再變就很難了。為嘛歷次運動整人的總在上邊,有根唄,上邊有人下邊也有人。只要他今天不犯法,你拿他沒詞,乾氣,沒轍。你要跟他頂著,他還能變著法兒整你治你。當然他不會再打你,他也不傻。可是再趕上「文革」這樣的機會就很難說了。
    比方我這樣受迫害,到今天他們也沒公開給我平反,平反等於給他們臉上抹黑。因為他們還在管事。再說怕我一平反,恢復工作,他們手裡的權就得讓出來。一九七三年以後,我鬆快多了。反正他們掌住了廠裡各部門大權,不再拿我當眼中釘,不再說我反革命,叫我到車間幹活。一九七五年我被派到寶坻縣支農,幫農村建工廠。廠裡有個老工人見咱人不錯,不是歪嘎溜滑的人,我廠同去的人說我沒問題,他就把他閨女許給我。這閨女是個農業技術員,人老實到家。我們結婚了。回廠後沒房子,我們就住倉庫的一間傳達室裡。白天倉庫管理員在那兒,晚上就歸我們,不丁點小屋。這時有人背後跟我老婆說壞話,說我是反革命,我爸爸也是反革命,還說你跟他一輩子,就背一輩子黑鍋。我老婆是農村人,人說什麼是什麼,雖然城裡的事一概不懂,反革命算嘛她當然明白。她就說我騙她,成天哭,成天跟我打架,我說嘛呢?說嘛她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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