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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個人的十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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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個人的十年: 沒有情節的人

    ◎一九六六年  二十八歲  男  s市某科學院科研人員
    ⊙一下子打懵了——買了一套英文版的《毛澤東選集》——精心地塑造自己,不做罪人,也不做紅人——鄭板橋的四個字「難得糊塗」——這次叫作有驚無險——一種很荒誕的感覺
    ※※※
    我的經歷很平淡,沒有大喜大悲,高潮低潮。你寫東西需要情節,可是我幾乎沒有什麼情節。但我找你,是有滿肚話要說……這沒情節,是我自己製造的。就像有些小說或電影,故意沒什麼情節。可一個人在「文革」大風浪裡,要使自己沒任何情節,談何容易?這需要很清醒、很精心的設計。我先說說,我為什麼要這樣做……
    我是貧農出身,解放後受重視,從中學到大學享受免費助學金,理所當然入了團,什麼都好,一片艷陽天,很幸福。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,成長得快,一路順風,對以後政治的變化根本沒估計,輕鬆,隨便,甚至比較放肆。
    一九五七年開始出毛病了。我說放肆吧,鳴放時什麼都敢講。別人不敢講的我講。講了三條,第一條說「合作化時農民還有土地,人民公社沒收了土地,把農民的積極性打下去。」我生長在農村很知道農民的心理,這是事實;第二條是說「大躍進不實惠,什麼『敞開肚子吃飽飯,鼓足幹勁搞生產』呀,實際上是大家吃垮國家,根本不講經濟效益」,這也是事實;第三條是說「領導沒水平,解放這麼長時間也不提高文化,這麼下去領不了也導不了」。反右開始,三條正好是攻擊三面紅旗,在當時可不得了!馬上,我擔任的校刊主任被撤,批判,鬥爭,檢查。說我忘本,變質,右派言論。多虧班主任人好,非說要挽救我,才沒定為右派,可是內定右派,團組織給了嚴重警告處分,晴天打雷,當頭一棒子,一下把我打懵了。我們這代人,經過一九五七年,性格就來個大扭曲。原先開朗輕鬆,一下就變了,有人變精了,有人變悶了,九十度大轉彎。我這個人還算清醒,意識到人家從此就看不上我了,可是我還想幹點事怎麼辦?開始苦苦尋找一條可行的路。我如果只想為自己,並不太難,放棄理想,志願,隨波逐流平平庸庸一輩子下去就是了。難就難在你並不想為自己,還想為國家。
    一九五七年後,我被下放到農村一段時間勞動改造。我是農民的兒子,幹活不比任何人差,幹活是我的家傳。可是我一鑽業務就麻煩。農閒時我看外語書,麻煩了。馬上抓住我,說我學外國話,想走資本主義道路,白專;拔白旗,拔了我好幾次。但我總不能像那些人,睡懶覺,沒事瞎吹牛,混日子反而落得平安無事吧!怎麼辦?我是一次比一次愈挨批愈清醒。我靈機一動,買了一套英文版的《毛澤東選集》看。大隊書記說:「你怎麼又看這資本主義的玩意兒?」我說:「你看,這不是資本主義,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。」書記沒話了,他怎麼能禁止我看毛主席著作呀。這一下,我勝利了。索性買了英文版全部馬列著作、《北京週報》、《中國建設》等等許多書,練習英語。這個勝利使我發現了一條絕妙的道路:在夾縫裡求生存。石頭縫裡也可以活,當然要看我能不能找到這縫兒了。
    我在農村改造一階段後,回到學校繼續學習。我是學植物專業的,學校有位教師過去在美國搞除草劑,就是不用人工鋤草拔草,對我影響很大,因為我生在農村,深知祖祖輩輩在農田那種原始的勞動方式的艱辛。我決心要在中國搞除草劑,推廣化學除草,把農民從田地裡解放出來。可是中國的生態、土壤、氣候、雜草的種類分佈與外國不同,必須花費很大心血做調查和科研,甚至用一生來幹。這目標在我心裡牢牢地確定了。
    可是,從學校出來分配到農科院,從「四清」到「文革」,我看透了——中國沒有真正搞科學的地方,處處,人人都搞政治。但不是政治家,是小政客們,政治小應聲蟲們。又不是真正搞政治,而是搞整人,互相整。今天你上來我下去,明天我上去你下來。整成一團團,誰也解不開,愈整愈帶勁。要想完成自己的志願,就必須像當年學外語那樣,想個絕法子。我對自己作了分析:我出身好,不會成為挨整的重點;可我犯過錯誤,也不會成為紅人。好了,我就把握住這點——不做罪人,也不做紅人。成了罪人什麼也不能幹,成了紅人一樣什麼也幹不成。我又想,我有兩個好條件,一是我搞植物專業,可以躲到農村去;一是我出身農村,農民生活對我毫無難處,去農村等於回老家。於是我向院裡提出,說我要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去,扎根農村,把科學實驗與生產實踐相結合,同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,認真改造思想。這提法很時髦,我又把話說得很誠懇的樣子,馬上被院裡批准了。
    十幾年來,我一直在下邊。s市周圍農村幾乎叫我跑遍了。二百五十多種雜草都像長在我心裡。在植保站搞出除草劑就拿到農田試驗,一有成效就推廣。院裡搞「文革」,兩派鬥,開會,我盡量躲著不去。我有辦法,逢到院裡叫我去開會,參加運動,我就請公社或縣裡出面替我請假。我和農村的關係好,搞除草劑對他們確實有很大幫助,他們肯為我請假。我到處搞試驗田、開現場會,故意把每天時間都排得滿滿的。院裡一來電話叫我去參加運動,這邊農村幹部就在電話裡喊:「不行,我們貧下中農現在正用著他呢!」就替我攔了。我做得也十分小心,天天幹什麼都有記錄,十年裡記了整整十大本,防備人家查呀。一次院裡搞政治清查,派人到我所在的縣裡調查我的現實表現。縣裡就說我這個人如何如何好,如何脫胎換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,如何不怕吃苦,狠鬥私字,學習毛主席著作,編一大套。農村幹部也很精明,完全知道用哪些話就能把這些來找茬的人唬弄走。然後又把我寫得密密麻麻的《工作日記》往桌上一擺,院裡的人無話可說。這樣,既躲過運動又幹了業務。農村是我一張大政治保護傘,沒有這傘我什麼也做不成,當然,為了這傘我必須加倍努力為他們幹,可是這正是我要幹的呀,我這是一舉兩得。你說我做得妙不妙?
    一個人的時間有限,生命和事業都經不起挫折,必須善於保護自己。我很清醒,總不去開會也會遭到院裡反感,萬一惹惱他們也很麻煩。有些重要的會,比如傳達中央文件呀,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呀,大會或重要的會呀,我準去。分寸要掌握得合適。有時回城時,就到單位個別關係不錯的同志家裡串門,摸摸情況,政治上的大情況必須要心裡有數,沒數也要出問題。有時你不找它,它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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