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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個人的十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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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個人的十年: 懺悔錄

    ◎一九六六年  十九歲  女  b市某歌舞團演員
    ⊙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時我十三歲——我給他寫了一封居然沒有稱呼的狠巴巴的信——他在北大荒用放大鏡在畫報的劇照上尋找我——六一年爸爸餓死——他的遺言像一條鞭子——每次謝幕都是給爸爸鞠躬——他肯定聽見我的懺悔了
    ※※※
    哎,作家,我問你一個問題:人為什麼不能重活一次?這是誰定的?人如果真的能重新活上一遍,準能活得沒有失誤,活得聰明而真實,活得不留下任何遺憾,但為什麼偏偏你只能活一次,悔恨重重,無從彌補,愈活愈沉重,最後不是死了叫人埋進黃土,而是沉重的心把自己壓到土裡邊去。我多想重活呀,哎,這是不是唯心主義者的自尋煩惱。不,不!如果你欠活人的債,可以想辦法去償還,但如果你欠的是一個死人的呢?那就注定無法挽回,一輩子帶著愧疚,如同手裡攥一筆無處償還的債,背著一個沉重的十字架,一天天走下去。你作家的天職不是撫慰人心頭的創痛嗎?你說人碰上這種苦惱該怎麼解脫?嘿,作家也沒轍了吧。有人說,因為人生是一次性的,所以注定人是悲劇性的,你說對嗎?既然悲劇是天定的,命定的,那只有認了;認了就是忍了,忍到死去那天恩恩怨怨全都了結,是吧……我是不是開頭就把話說糊塗了,東一鎯頭西一斧子,存心叫您摸不著頭腦,自然不是!我也不知道現在心裡邊為什麼又亂起來,其實早在八寶山那次我就平靜多了。八寶山那次?對,那是給我可憐的爸爸開追悼會。
    ※※※
    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時我十三歲。正在舞蹈學校上培訓班。這培訓班是國家一流的,目標是培養舞蹈尖子。我有舞蹈天賦,是。
    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對爸爸能有多少理解?我哪裡知道他在抗日期間,曾在黨領導的一支抗日演劇隊——桂林新中國劇社工作,積極宣傳抗日,更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後,爸爸他們千辛萬苦,轉移到昆明,常常半饑半飽站在舞台上為了喚醒民眾,保家衛國……在我的記憶裡,我整天在叔叔阿姨們的懷裡,被輪換地抱來抱去,他們教我唱歌。我像隻惹人疼愛的小貓兒。爸爸呢,他是最好的人,也是最愛我的人。我說他好,就憑著所有人看爸爸時的眼神——信賴、喜愛、尊敬,這是一種直覺;我說他最愛我,也是憑著他看我時的眼神——疼愛、鼓勵、信賴,時時還閃出令人興奮的愛的激情。這也是一種直覺。直覺是孩子判斷世界的唯一方式,往往最準。
    你想想看,如果別人說我爸爸是壞蛋,我會怎麼反應?當然會堅決反對,可是很快又完全相信了。為什麼?因為我那時太簡單、太純潔、太天真了。我十三歲呀,老師們認為我還要小得多。我們在院子裡上課學習戲劇的「起霸」和「趟馬功」,腿繃不直,老師氣得把手中的鞭子在空中揮舞,嚇唬我。我呢,反而把鞭子抽落的海棠偷偷放進嘴裡。因為我天真可愛,又有很好的跳舞天資,培訓班把我當做寶貝和尖子。還常叫我去參加國家的一些重大外事活動,向外國首腦獻花。記得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去中山公園遊玩,那次選了我和一個男孩子去給毛主席獻花。毛主席接過花,還和我拉手。我曾在日記上寫道:「今天我給毛主席獻了花,一直拉著他白白胖胖的手,我真高興。」這拿俗話說:對我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。
    可是忽然一天——這天正要派我去給來訪的金日成主席獻花,我已經打扮好,後腦勺兒上紮一個玫瑰紅帶白點的絲帶蝴蝶結,老師們都誇我漂亮,我興奮極了……我的班主任老師忽然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,沉著臉對我說:「你今天不要去了,你家出事了。」
    「什麼事。」我問,真是晴天霹靂。我對他下面的更沒有半點準備。
    班主任老師問我:「你知道右派是什麼嗎?反革命,敵人,壞蛋,你爸爸被劃定右派了。」
    「我爸爸是最好最好的人,老師你是不是聽錯了。」我說,渾身直打哆嗦聲音也打顫。
    他對我倒挺有耐心,一字一句地說:「老師是最愛你的。你應該聽老師的話,你爸爸原先不錯,可是他現在變了,在單位裡反對革命,他做的事是不會對你說的。為什麼?因為你是好孩子,他怕你知道後就要反對他,你在電影裡不是也看過反革命嗎?他們有的人開始是革命者,後來成了叛徒,大壞蛋。懂嗎?對,你懂了。老師也不願意你爸爸變,但他變了,你就要和他劃清界限。」
    我流著眼淚,信了,就這麼簡單,從此就和爸爸一刀兩斷。自他打成右派,直到他死,我再沒見他。
    如果是現在,我才不信這套呢!
    但那是五十年代,中國人都是一個直眼兒的時代。許多大人都信,為了和當右派的丈夫或老婆劃清界限而離婚,何況我一個人事不知的孩子。我曾一次又一次使勁反省自己,是不是害怕牽連,怕失寵,才昧著良心和爸爸一刀兩斷,應該說,開頭是絕沒有的。
    當時我在這件事情上純潔得白壁無瑕。有一次我夢見爸爸穿著敵軍服裝,追我,還開槍打我,這就是那時我對爸爸的感覺。
    我給爸爸寫了一封信,居然連稱呼也沒寫,我以稱他爸爸為恥辱,義正辭嚴而狠巴巴地寫上這樣幾句:
    「你現在已經是人民的敵人了,你應該很好改造自己,回到人民中間來,到那時我就叫你爸爸。」
    據說爸爸收到這封信後,被送到北大荒勞改去了。可是你想,這封信對他的傷害多麼厲害!直到許久之後我才知道,反右時他的出版社總編輯被定成右派,爸爸和他很要好,單位叫爸爸揭發總編輯,爸爸就是一聲不吭,頂牛頂了一年多,便給爸爸也戴上右派帽子。一個因正直而不被社會寬容的人,受盡了委屈和踐踏之後,又被我一根鐵針當胸扎進去,直插心窩,我才是殘害他的最無情、最喪盡天良的罪人!
    叫我奇怪的是,他竟然一點也不恨我,好像他一點點也沒有受到我的傷害!他在北大荒,當聽說我參加了《魚美人》舞劇演出,還千方百計搞到一本《人民畫報》,用放大鏡從畫報的《魚美人》的劇照找到了我。聽說那是他在遙遠的邊陲貧苦生涯中唯一的安慰。那裡的人幾乎全都看過這張劇照,有的人還不止一次看到。這本畫報一直壓在他枕頭下,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災害時他在北大荒餓死,屍體從床上抬走時,那本畫報還在枕頭下壓著,紙邊都磨毛了,畫報上的劇照卻保護得完好無缺。這事是我聽媽媽說的。媽媽還說,爸爸在北大荒又苦又累,每個月只能分到八斤糧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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