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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個人的十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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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個人的十年: ◇【附錄二:關於馮驥才先生談

    採訪者:(瑞士)dietrichtschanz
    時間:一九九五年六月五日
    方式:國際電話,後經馮驥才本人文字修改
    ※※※
    引子:我在一九八六年就注意到您這一文學工程並翻譯了在《十月》雜誌發表的《一百個人的十年.前記》。去年為寫這方面的評論文章,開始搜集相關材料,在收集過程中我面臨不少問題,所以才冒昧與您聯繫,盼能得到幫助。我的論文分兩部分。第一部分將介紹您寫作這部作品的動機、原創思想、寫作與出版過程、以及所使用的手法,還有您這部作品與其他小說創作之間的思想和藝術的聯繫。第二部分將對您這部作品進行評價,因而就要弄清您這部作品究竟屬於文學還是歷史範疇?紀實文學的實質是什麼?它和當今流行的法制文學那種聳人聽聞的方式有哪些不同?還有相關的一切問題,希望得到您盡可能的回答。
    ※※※
    問:據我所知,您在開始進行這一文學工程時,曾在報紙上刊載了徵詢個人的「文革」經歷的啟事。這啟事的具體內容是什麼?能否告訴我您出於哪些想法而提出這些內容?還有,這一啟事是在哪些報紙登載的?您最初的採寫工作好像局限在天津範圍內,不久後便擴展到全國,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改變?
    答:這啟事最先登載在天津的《今晚報》上,後來經中國新聞社轉發,全國大小報紙爭相轉載。當時,「文革」過去不過十年,人們的創痛未癒,苦楚無告,自然反應熱烈。啟事的內容主要是三個方面,一是我要為「文革」受難者記載他們心靈的歷程;二是我只採訪普通的老百姓,拒絕名人和有地位的人;三是我將在文章隱去他們的姓名及有關的具體的地名和人名,並保證不向外界洩露。我提出這樣的內容,主要因為任何時代,只有普通老百姓的經歷,才是這時代真正的經歷。但歷史總是偏愛名人;那些名人和有地位的人總有人為他們訴冤道苦,樹碑立傳,所以我要面對那些默默無聞的百姓和忍氣吞聲的芸芸眾生。其次,是我偏重心靈的揭示。心靈的體驗才是最深刻的經歷。我是作家,必然更注重人的心靈承受。再有,便是要為那些被採訪者保密,因為「文革」時代雖然過去,人卻還在,恩怨未了,我必須保證被採訪者的安全。看來,我上面的這些想法非常切合實際,因而得到了熱烈的反響。從那時至今,單是來信要求與我談話的,大約有四千封。我家裡實在放不了這麼多信。絕大部分被我處理掉了。這樣做,也是為了我在「啟事」中關於嚴守秘密的承諾,因為有些信涉及的內容是根本不能寫的。
    這一工作開始在天津。因為我住在天津,工作起來比較便利。很快擴展到外地。我在一開始構思這個文學工程時,就把視野放在全國,「文化大革命」覆蓋了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,幾乎沒有一個人逃逸在它的災難之外。正像大海使海裡的一切都變成鹹的。我必須從全國範圍裡尋找最深刻、最具典型性、相互不重複的範例,才能真正表現這一空前災難的廣度與深度。
    問:您如何進行採訪?在您的家還是被採訪者的家?採訪時有第三者在場嗎?對於您所獲得的資料,是否加以核實?還是您和被採訪者之間有一種相互信任的默契?
    答:關於採訪的地點,都是請被採訪者選擇。比如他的話私秘性太強,在家中不方便,就到我家裡來,或者另選地方。在外地,便常常是在我下榻的旅店進行,因為這種採訪是一種絕對信賴和真誠的交談。被採訪者大多是急渴渴找到我,把我作為一個知心,將難以壓制的心裡話傾瀉出來。這樣,我和他,都不喜歡第三者。第三者在感覺上是種障礙,或者是一種破壞。只是我們兩個人,在採訪中便可以自然而然,全心投入,常常談得或喜或悲,一同激動。我不是為了寫作品從被採訪者身上謀取材料,我只是給一種神聖的責任驅動著,即為人民代言。
    一般來講,採訪後,我不去做任何核實。核實便會暴露被採訪者。這些被採訪者都是千方百計主動來找我,帶著滿肚子的話,談話時淌著淚水,他們把一些對親人都隱瞞的私秘也向我吐露——真實是無須驗證的。再說,他們知道,這東西不是替他伸冤,上邊也沒有他們的真姓名,誰也不知道他是誰,即使那些被譴責的人也不可能發現是自己,有什麼必要說假話?我每次採訪之前,都要向被採訪者說明我為什麼寫這本書。我要對他們講,這本書不是為了我,也不僅僅是為了你們,而是為了一代受難的中國人;我要把這一切告訴後代,使他們永不重複我們的苦難。每當我講到這裡他們都很感動。我必須把我的責任變成他們的責任時,才能獲得那種真正有價值的東西。
    問:在採訪中您會問哪些問題?能談談您採訪的方式嗎?
    答:我先請他敞開來隨便說。這最重要,如果把他們當做一種解答者,他們不但受到束縛,也會失去訴說的情緒。採訪是我走進被採訪者的世界,而不是被採訪者走進我的範圍。所以,我的問話方式是順著他們的情緒。一般要問以下幾方面問題,一,經歷和事件;二,被採訪者在事件中的真實感受;三,被採訪者現在回過頭去,對自己十年經歷的認識。我的問題大致如此。
    關於採訪過程和方式,一般說來,如果有人找我,說他有話對我說。我要先與他簡單談談,聽聽他這要求的強烈程度,大致的內容,如果他一開始就叫我感動了,而且很獨特,那就會把他定為採訪的對象,約他再談。如果有人從外地寫信來要談,我便給他回一封信,問他談哪些東西,如果他回信的價值不大,我便不再找他;若相反,我會設法和他見面。我在採訪時,採取錄音與筆錄兼用的方式。筆錄記重點,錄音則錄全部,包括語氣與聲音感覺,這樣有助於文字整理時更接近被採訪者本人。我這部書,是被採訪者的主述史。真實高於一切,我不能叫「文革」在我的書裡「變形」,那樣這部書就會失去它真正的價值。
    採訪之後,我都是緊跟著做整理工作。整理工作分為兩個程序,第一個程序是先戴上耳機聽錄音,將錄音最關鍵的內容記在紙上;第二個程序是以這個內容為根本,參照採訪時的筆錄,運用文學手段,進行寫作。第二個程序不一定馬上就做。
    問:您對一個人的採訪通常是幾次?
    答:一般是一次,時間差不多從半天到一天。有時需要第二天,或是由於內容太多,或是出於寫作考慮,比如細節不夠。
    問:您能不能講一講《我到底有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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